牙科想要完成目标，这五点做不到，难以成功

洁身自好，沐浴在道德中。

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而从观念角度看，对中原文化（汉法）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元清两代的统治者对族群观念的淡薄。

[46]梁雪村：《欧盟为什么需要民族国家？——兼论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误读》，《欧洲研究》2020年第1期，第7页。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80]。日本人的国家意识、身份认同是在19世纪以后与俄、英、美等西方列强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国家意识同样是危机意识（徐静波：《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缺陷》，《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1期，第51-55页）。面对这一情形，文明国家论的提出虽然代表着学者试图摆脱民族国家叙事框架的努力，但对于文明国家本身何以可能、如何形塑等问题的讨论尚需深入。[7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盟会要》，第138页。

俄罗斯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虽然不是源自外敌入侵，但与18世纪初彼得大帝采取强制手段进行欧化改革有直接关系（陈新明：《俄罗斯关于民族国家身份识别的误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15页）。对天下的形塑有待于文德双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民族国家论者不希望看到自身标准在中国变得无效，而中国的文明国家论只能在民族国家论的标准之外顽强地声称自身历史的独特性。

在家—国—天下的序列中，虽然国与天下是前后相续的，但这种看似紧密的关系无碍于人们更多地注意到并强调国与天下之间的异质性[98]。在这一局面中，儒家的仁义道德是一个与国家兴衰相去甚远的话题。按照当代学者的说法，政府按户登录人口，谓之‘编户。另外，宋人石介的《中国论》、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是精心阐述华夷之辨的力作。

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华夷问题还是一个关乎版图形塑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其典型表述是公羊家所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3]的治理策略。王者采取的办法是治理诸夏的小恶和夷狄的大恶。

圣人即仁人，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132]由私心而成就一体，看似一个兼顾公私、两全其美的方案，但公私是分别针对不同的群体而言的，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133]，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134]。依其所论，在治国的过程中带有老老、长长、恤孤也即某种伦理价值的关怀便谓平天下。这些价值共同凝结于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之中。

儒家历来对封建制情有独钟，其中的原因，或有儒者追慕三代之治的情结，而封建制的私有色彩更容易塑造家国同构，更利于儒家仁政的实施。[104]不难发现，石介原本强调中国性是相对于夷狄而言的，但是当他把具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升到儒家圣人之道的高度时，这套至高的判定标准将连同中国之内的异端邪说一并予以排斥，这种原本对外的自我强调亦逐渐展露为对内的自我纯化。[121]黄宗羲把君主的一己之私视为儒家天下为公理想的对立面。上文曾提到，荀子在孔子的基础上丰富了华夏、夷狄都认可的某些共同价值，即仁义。

[127]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页。《史记·货殖列传》曾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68] 按孔子所言，华夏和夷狄存在共同的价值，即文德，其内涵是恭敬、忠信，或谓之仁。[82]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0、2503页。

[101]按其所述，华夷之别可以归结为是否符合儒家圣人之道：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上世纪末，德国的施罗德政府力图摆脱历史给德国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思想重负，努力树立开放与宽容的对外形象[45]，于是自2000年1月1日起颁布施行新的《国籍法》，解除身份认同与‘血统—文化—语言之间的关联，人们可根据政治意愿加入德国国籍[46]。[59]张佳：《元代的夷夏观念潜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二本，第一分，2021年3月，第130页。[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成公十五年冬，第2297页。与近代西方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化等要素塑造单一民族国家不同，帝国的统治者并不回避族群身份、文化的差别问题。因为在秦人看来，结束了列国分立、战争连年的局面，代之以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42]的制度一体化便是天下一家的表现。

或者说，新的王朝常常通过重新诠释中原文化资源而为王朝合法性提供支持。王柯还通过辨析民族主义的具体内涵来澄清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派对西欧民族主义的误读，指出西欧的民族主义是地域型的民族主义，强调共同的生活地域和共同的文化，而中国近代的反清革命派却持民族型的民族主义，只着眼于血统[47]。

学界已对儒家的天下观已做了较为充分、详细的考察，但笔者仍希望对此再作审视，厘定其眉目及内涵，并提供一些新的看法。《论语·子路》：樊迟问仁。

[参看岩井茂树著，伍跃译：《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与东亚的国际秩序》，《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266页] [12]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06]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答欧阳永叔书》，第175页。

[9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四年，第2033页。在传统儒家看来，只有王者教化、以夏变夷的事业充分完成，天下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而从观念角度看，对中原文化（汉法）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元清两代的统治者对族群观念的淡薄。

[46]梁雪村：《欧盟为什么需要民族国家？——兼论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误读》，《欧洲研究》2020年第1期，第7页。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80]。

日本人的国家意识、身份认同是在19世纪以后与俄、英、美等西方列强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国家意识同样是危机意识（徐静波：《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缺陷》，《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1期，第51-55页）。面对这一情形，文明国家论的提出虽然代表着学者试图摆脱民族国家叙事框架的努力，但对于文明国家本身何以可能、如何形塑等问题的讨论尚需深入。

[7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盟会要》，第138页。俄罗斯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虽然不是源自外敌入侵，但与18世纪初彼得大帝采取强制手段进行欧化改革有直接关系（陈新明：《俄罗斯关于民族国家身份识别的误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15页）。

对天下的形塑有待于文德双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0]参阅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1页。阎步克先生在考察中国专制主义问题时，揭举了专制主义的三个方面，分别是高度集中化的单一君主权力、全体臣民对单一君主的人格依附与单一君主对全体臣民的人身支配，君臣间无条件的统治权利与效忠义务、财富、资源与声望高度集中于君主个人及其家族[135]。第三，外夷，包括西南和南亚的遥远的海岛国家以及前来朝贡的欧洲国家。

[35]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11页。[70]王先谦：《荀子集解·修身》，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页。

[13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〇《经籍考七》，第5344-5345页。……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57-158页。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